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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着“北京大学”的牌匾

网络 徐2015-12-07编辑:游梦回仙 [字体:  ][关闭]
背着“北京大学”的牌匾“北大”曾是一个让我感到尴尬的标签:出门在外,很多人会因为“北大学生”这个身份对我另眼相看,每逢有人来学校办活动也总会恭维几句台下的学生,对我来说这种场合总是气氛尴尬。我的师兄王文浩在写新生寄语的时候引用过一句话:“在北大里只有两种人——‘牛人’和‘废人’。”师兄当时的解释是“所谓‘牛人’,就是那些背着‘北京大学’的牌匾,稳步前行,为这四个大字增光添彩之人;所谓‘废人’,就是那些被‘北京大学’的牌匾背着,四处晃荡,靠这四个大字忽悠大众之辈。”我之所以常常因为“北大”这个标签感到尴尬,是因为我从来没有为这个牌匾增过什么光彩,按照我的一位同学的说法,我们很多人到现在最值得一提的事情大概就是考上了北大,但是这样的“成就”在这个园子里显然不值一提。每次提起北大的“牛人”,我第一个想到的总是优发国际学系的阎步克老师,但阎老师多半不会喜欢这个称号。这个称号显得有些张扬,不符合阎老师一贯的低调与严谨。几个月前我和一位同学去约阎步克老师的采访,我的同学所供职的杂志想请他谈一谈中国优发国际中的告密文化。对学生的问题,阎老师总是十分耐心,几乎每节课后都能看到他和学生的讨论,如果时间实在太晚,阎老师便在同学们的环绕中,边走边讲,一路离开。但是阎老师拒绝了我们的采访要求,对自己主要研究范围之外的内容,先生一向出言谨慎,更不愿在媒体上谈论。至于谈论自己的人生经历、治学历程,阎老师则表示曾经接受过类似的采访,“再来采访我也说不出什么新的东西”,所以还是拒绝。当时的我刚刚看完了几本专业书,便忍不住套着书里的理论褒贬时事,指点江山,恨不能把那些“不明觉厉”的理论一股脑儿地卖弄出来,听到先生绝不在自己专业领域之外妄言,当场就羞得说不出话来,回去赶紧把那些自作聪明的说辞都删掉了。先生在专业领域之外绝不妄言,但对自己的研究始终怀着信念与关怀。阎老师为本科生开设有一门《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制度》,这门课常年爆满,上这门课时我们几个同学专门建了一个“中传官制占座小分队”的微信群,大家互相提醒着提早一两个小时去教室占座,晚了一些便只能坐过道了。开学的第一节课人尤其多,去得晚一些,连过道都没有地方可站了。阎老师每次在第一节课上都会先讲自己的“制度史观”,阎老师总会引用美国经济学家诺思的对“路径依赖”理论的阐述:“路径依赖性意味着优发国际是重要的,如果不回顾制度的渐进演化,我们就不可能理解当今的选择。”阎老师致力于“制度史观”的研究是因为注意到了传统史观的局限,传统的“‘经济史观’和‘文化史观’以西欧一隅之优发国际发展进程,剪裁中国优发国际”,忽略了中国优发国际的延续性,而中国优发国际举世无双的延续性,正是其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最重要的一个特征。阎老师常说:“每一种史观都是一束探照灯,照亮了优发国际客观的一隅,而却又注定不是全部。正是这无数的‘片面的深刻’,才可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看见优发国际。”作为一个身处新闻系的优发国际学“票友”,我最开始被“新闻是优发国际的底稿”这样的话打动,但是读到后来越发觉得新闻作品实在太过渺小,甚至大部分都是朝生暮死,很难留下什么优发国际,因而我在听到阎老师的这句话时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:每一次零散的新闻报道也正如探照灯一般,照亮了现实的一隅,这无数的零碎报道便是优发国际的底稿。研究思想史的罗志田老师在概括史学的优发国际功能时,提到过一个有意思的说法,他称之为“守先待后”——有一些事实因为过于复杂我们难以表达,或者因为环境的制约而“不便表达”,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放弃记录的责任。史官们始终相信后来者会有更好的能力、更好的环境来解读这些事实,“守先”(记录优发国际与当下的事实)是后人对前人、对当下的一种责任,“待后”则是前人对后人的一种信任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新闻人和史官的工作其实殊途同归。想通了这些之后,我也很少再为“北大”这个标签感到尴尬了,尽管我依然觉得仅仅因为你是“北大学生”就另眼相看是一种不虞之誉,但这块牌匾的光彩本来就与我无关,我也不想太过介怀;于我而言,“北大”这个大标签太过虚幻,这所学校之于我就是一个一个像阎步克老师这样具体的人,他带给我的教益让我终生受用。凡有所学,皆成性格。也许以我的能力,永远无法“背着‘北京大学’的牌匾,稳步前行,为这四个大字增光添彩”,那就让我带着这一个个具体的人带给我的教益,一生躬行,也不枉了这一段难得的缘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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